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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10, 2013

转:西方哲学家: 专制制度塑造中国人的人格品质


孟德斯鸠是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之一。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和《波斯人信札》中都有关于中国的描写和论述。孟德斯鸠似乎对中国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偏见”,在读了《耶稣会士书简集》之后,他就放言:“我从来都说中国人不像《耶稣会士书简集》里说的那样诚实”。

从未到过中国的孟德斯鸠是怎样了解中国的呢?他笔下的中国又是怎样的呢?    

孟德斯鸠主要是通过当时定居在巴黎的中国人黄嘉略来了解中国的。1713年10月至12月期间,年仅24岁的孟德斯鸠经友人介绍,在巴黎盖内戈街黄嘉略寓所与黄相识。这之后,进行了几次内容十分广泛的谈话。在此之前,孟德斯鸠对中国只闻其名,而不知其实,更谈不上有多大的兴趣。黄嘉略与孟德斯鸠谈到了中国人的性格和信仰,介绍了中国历史、宗教、哲学、文学和司法科举制度,分析了汉语的特点。孟德斯鸠对这几次谈话甚感兴趣,也非常重视,曾先后整理了三次记录,最长的那份记录竟多达二十余页。孟德斯鸠多次笔录并将对话内容将谈话内容整理成三次记录,最长的达20页,后均装订成册,定题为《关于中国问题与黄先生的对话》。据说,《波斯人信札》中的主人公之一于斯贝克就是以黄嘉略为原型的。

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孟德斯鸠也尝试着通过另外一些途径了解中国,以增加资料的可信度。1728年到1729年,孟德斯鸠在游历意大利期间,结识了两位到过中国的耶酥会士福凯(傅圣泽)和马蒂•里帕(马国贤),孟德斯鸠与这两个人进行过较多的交流,从他们那里也了解不少关于中国的情况。此外,他在法国还接触过一些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其中有一位叙利亚的阿帕美亚的大主教,名叫斯特凡•埃沃提乌斯•阿赛玛尼,此人是一个中国通。

正是在这些人交往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深入的思考,形成了孟德斯鸠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判断。对于中国人的奸诈,孟德斯鸠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论法的精神》第十九章第二十节是这样写的“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客户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与那些对他有戒备的客户交易时用的。”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诸如此类的欺诈手段更是花样百出。孟德斯鸠时代需要三个秤才能完成的动作,恐怕现在用一个秤就能完成了。毋庸讳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绝大多数人都有过被欺诈的经历。

如果说孟德斯鸠的个人见解有偏狭之嫌。那么康德和黑格尔两位德国哲学巨擘殊途同归的感受则为孟氏的见解提供了佐证。在论及中国人的习性时,康德不无鄙夷地说:“中国人无论什么都吃,甚至狗、猫、蛇等等。食品均按重量出售,所以,他们往鸡嗉囊里填沙子。一头死猪如果分量重,可以比一头活猪卖更好的价钱,因此,有些骗子把别人的猪毒死,当别人把死猪扔掉后,他再把它拣回来。类似这些骗局一旦败露,他们也并不感到羞愧,而只是从中看到自己手段的不高明。”直到今天,类似的事情并不鲜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黑心棉”、“苏丹红”、“大头娃”……三鹿,这一个个毛骨悚然事件的背后,是无数家庭血和泪的控诉!

康德的描述并不过份!

另一位哲学家黑格尔也在《历史哲学》中写道“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发现,双方都不以为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

有人说哲学家是偏执的,但我却以为哲学家是深刻的。他们对中国人劣根性的剖析可谓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纤毫不爽。

孟德斯鸠曾说“那种历史记录读起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撇开外敌入侵的民族仇恨不谈。单就是那一幕幕兄弟阋墙、父子反目、尔虞我诈、人性泯灭、道德沦丧的闹剧,能让老百姓幸福起来吗?

问题在于,扪心自问,将近三百年过去了,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吗?

市场经济是教堂经济,诚信和对最基本规范的信仰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如果与社会的发展相伴随的是欺诈手段的与时俱进而不是整个社会诚信素质的提高和诚信水平的提升,那这种“进步”将是毁灭性的。

PS:@张宏杰: 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在乾隆初年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时中国正处于最鼎盛的康乾盛世之中,可是他们总是受骗,买来的物品不是腐烂变质就是缺斤短两,比如“动物的胃都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所以他在《环球旅行记》说中国人的特点是不诚实。——《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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