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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7, 2013

苏区的强制性扩红


为了扩大红军,苏区不仅仅只有吸引农民当兵的优待措施,从1931年12月开始便有一系列的强制措施将苏区的男女青壮年都武装起来,成立赤卫队,作为扩红的基本兵员。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提出建立农民武装,在新开辟的苏区“数天之内分完田地,组织苏维埃,建立起‘赤卫队网’(所有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女壮丁一概编入)”(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P159)1932年9月20日苏区政府发布《中央执委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明确要求:

“(一)目前虽是自愿兵役,但应立即开始宣传义务军役以准备将来的转变,并使广大工农群众认识当红军不仅是义务,而且是工农阶级的特有权利,一切剥削者这种权利都被剥夺了。(二)赤卫军少先队……属于积蓄兵力场所。(三)以十八岁到四十岁的工农劳动群众男女都应加入赤卫军(加入少先队者可不加入),在目前是用宣传方法使有选举权的自愿加入,但在这一工作中要能使满十八岁到四十岁之工农群众全体加入,以建立将来实行义务兵役的基础。(四)赤卫军编制以一县成立一军。(六)赤卫军每区成立模范营,每县成立一模范团,以统一指挥……随时集中配合红军行动。(十二)扩大红军的工作应当以选民大会、工会、贫农团、反帝、互济、拥苏等群众团体来发动群众去当红军,特别是赤卫军和少先队更为动员取材的主要场所,因此在经常训练赤卫军时应可在政治上注意鼓动群众当红军,以及鼓动最积极的队员去当红军(但妇女不充当正式红军,担看护等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

这就使参加红军成了苏区青壮年男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以保证在红军需要的时候迅速为其输送合格的兵源。

对不愿参军者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干扰或刺激

对于不积极参军的翻身农民,或者在军队不积极表现“开小差”者,苏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方式刺激他,使其在民众中颜面扫地,甚至在家里也无法立足。

比如对待军队中的开小差者,“在群众中发动反开小差运动,使群众认为‘开小差是对革命怠工’‘开小差是帮助敌人’,引起群众对于开小差的愤怒和鄙视,以至受到群众的处罚(如公布名字,拒绝参加一切体组织等等)使开小差的不能在家‘优游自得’不以为耻。”(《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或者“应发动团员和青年群众,宣传他归队,与他讨论和解决一切困难问题。他若不愿归队,应发动儿童妇女群众耻笑他,促进他的觉悟和勇气,使他归队。”(1932年9月18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工作的决定》)

而对于不愿参军的青年人,则动员其妻子劝说,甚至以离婚相要挟,比如汀东长宁区彭坊乡的江银子,宣传丈夫当红军,“她的丈夫不去,她就到乡苏要求同她丈夫离婚,后来她的丈夫就自动报名当红军了”。瑞金也有这样的例子,“桃黄区有一个妇女要他老公去当红军,他不,就向他离婚。”(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P172)

毛泽东在1934年对苏区征兵的措施曾有过非常恰当的概括:“以充分的政治鼓动去代替强迫方法;以残酷的阶级斗争与苏维埃在这一方面的法令,去对付破坏扩大红军与领导开小差的阶级异己分子与不良分子;以充分执行苏维埃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一切法令与办法,去提高红军战士的社会地位,去增加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精神上的安慰,去解决红军战士及其家属一切物质生活上的困难,是扩大红军的重要方法。还要指出,为红军家属耕种土地以及日用必需品的供给,是优待工作的重要部分。一切对于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怠工消极与阳奉阴违的分子,应该受到苏维埃法律的裁判。” (毛泽东《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一九三四年一月))正是这种种措施,才保证了中央苏区初期红军队伍的飞速扩大,兵员也相对充足。

1933年后苏区兵员枯竭,强制性手段随之出现

从1933年开始,随着国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红军兵力损耗严重,仅靠上述“自愿”参军远远不能满足红军与国军作战的要求。同时由于对红军优待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翻身农民参军的热情不断下降。于是,迫于生存的压力,红军逐渐开始强迫老百姓当兵。

红军反“围剿”严重损耗兵力,征兵过多导致苏区兵源枯竭

据初步统计:第一次反“围剿”红军至少损失10000人,第二次反“围剿”约损失10000人,第三次反“围剿”损失约9800人,第四次反“围剿”损失约12000人,第五次反“围剿”损失至少30000人。(王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巨大的兵力损耗迫使苏区不断征兵。当时红军在苏区到底招收了多少士兵呢?据王连花考察,从1931年12月开始到1934年底,苏区“扩红”的具体数字如下表所示:

源:王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

可以看到,从1932年春开始至1934年底,中央苏区掀起过三次大规模的“扩红”浪潮,共“扩红”27万人。而当时苏区总人口仅25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几乎把能当兵作战的青壮年都聚集到了红军中。

正如闽西革命领导人之一张鼎丞说:“拿上杭才溪乡来说吧,共有2000余人口,在一次又一次的扩军运动后,只剩下壮丁7人,还要进行突击扩军,这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第63页)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1页。)长汀河田中坊乡扩大红军更是达到了全部青壮年的100%。(《长汀红旗》第3辑,第154页)而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

由于过度动员和苏区环境的恶化,当时一些女子甚至宁愿嫁给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也不愿嫁给壮丁男子,理由是如嫁壮年,要当红军,夫妻不能团聚。(张宏卿、肖文燕《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苏区财力物力枯竭,红军优待政策很难执行

从1932年开始,由于长期的战争环境,苏区的财力物力就已经开始捉襟见肘,已经制定好的红军优待政策根本无法保证实施。

首先,由于青壮年基本都被征发参军,后方劳动力异常缺乏,红军家属的土地常被迫弃耕。万泰县的刘士进“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分到的六十二担田,前年已荒了十担,今年又荒了六担……现在有好久没有米吃”。汀州红军家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还有长汀河田区“红军家属有因得不到帮助与优待而做了叫花子”。(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003年05期)

据邓颖超记录,她在参加扩红会议想发动党员当红军时,出现了以下场景:“征求党员自动当红军,首先由参加人(中局及县委)发言解释鼓动,继由出席党员大会红军学校党员发言鼓动与欢迎。第一次鼓动发言后,回答是静默沉闷,继之二次鼓励,依然是静默沉闷,三次四次,经过半个小时的鼓动工作,终无一人来报名当红军!最后即提出不当红军的原因的问题来讨论,很久很久,才在百卅余人中,涌出一句‘因为没有执行优待红军十八条’一句回音来。此外就再无他语了”。(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P329)可见无论宣传鼓动的再好,若不见实际的好处,没有人有上前线的愿望。

瑞金有红军战士回家后看见红军家属困境,“竟有出眼泪的,同时后方同志看见也就不想去当红军了”。(《黄沙区的严重现象》,《红色中华》第143期,1934年1月16日)

苏区群众不愿当兵,开始大规模逃跑甚至自残

战争伤亡不断,人们的参战激情也随之下降,从1933年开始,苏区群众开始躲避当兵或当逃兵。

据1933年江西苏区政府的通令反映:“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而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第107页)

1934年“(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于都发生大批队员逃跑》,《青年实话》第111期,1934年9月20日)

而据李一氓回忆:“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因为他在家里实在是难以活下去。……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李一氓回忆录》第156页)而且逃跑的规模越来越大,“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的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秘书走。”(《关于资城事变问题省委对资溪县委的指示信》,石叟档案008222/3745/0247)

而不愿出逃的人则装病甚至自残自杀以逃避兵役,“有一个农民,怕当红军,故意将自己的生殖器弄坏,或者干脆投塘跳河自伤自杀了。”(参见1934年9月21日《红色中华》第236期,第6版,转引自王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

对于苏区群众从积极参军到逃跑甚至自残的这种转变,曾经在兴国负责扩红的刘守仁回忆说:“扩红初期人们自愿报名参军,然后是要动员报名参军,最后被强制报名参军;而有的人则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刘守仁《兴国“扩红”》,《党史纵横》2006年第6期)

兵源严重不足,红军开始强制老百姓当兵

兵员枯竭加上群众不断逃跑,扩大红军越来越艰难,甚至“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刘少奇《反对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苏区中央局)《斗争》第41期,1934年1月5日)。从1932年开始,扩红的任务基本很难达到要求,而苏区政府并不认为这是征兵过多的后果,而是将其视为扩红干部的“机会主义消极”,比如1933年12月突击扩红月仅完成了要求的40%,比前几个月的情况好一些,苏区中央下发文件称这是因为“在动员问题周围开展了具体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残酷的队级斗争中从苏维埃机关内与党内,洗刷了一部分机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与阶级异己分子”,同时明确认为“突击月计划不能完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反对机会主义动摇与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的斗争,没有普遍的深入。”[详细]

基于这样的认识,尽管国军“围剿”使苏区不断被压缩,而中央则仍旧要求大力扩充主力红军。因此,采用斗争手段扩红开始大规模上演,各地突击扩红运动中强迫命令屡屡发生。

比如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你不去我也不去’,以至走到‘连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尽的严重现象’”。(富春《把扩大红军的突击到群众中去》,1933年12月12日)有些地方扩大红军的办法是“召集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报名加入,公开宣告,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反正大门关上了,群众要跑也跑不了)”有的地方“不去当红军的就封他的房子(瑞金云集区有个乡苏封了不当红军的十人家)”。(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1933年8月29日)

在瑞金,要么是封不当红军的人的屋子,要么是以乡为单位张榜公布应征名单,名单一公布,谁也跑不掉,互相监督,上了榜而不报名的,乡政府就在其门上挂“耻辱牌”。(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这就造成了“群众大批逃跑,甚至武装反水去充当团匪,或逃到白区去。瑞金河东区和长胜区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维映同志谈扩红动员不能迅速开展的基本原因》,《红色中华》第234期,1934年9月16日)

在宁化,“城市少共市委组织科到群众家去宣传当红军,如发现家里动员对象不在家时,便认为是逃跑了,是‘反革命’了,于是甚至把其家属捉起来。石碧区个别乡召开扩红动员大会时,群众进入会场后,即把门关上,开会动员后让群众‘报名’,不肯报名的人,便不准他离开会场。方田区军事部长把不去当红军的群众,派人用梭标解到区苏去。”(《宁化落后的原因在哪里?》,《红色中华》第238期,1934年9月26日)

同时,为了不影响群众参军的士气,苏区政府开始对信件、舆论进行控制审查。“苏维埃有权检查和取消防(妨)害扩大红军的信件”,“督促红军家属写鼓励红军的信”,鼓舞其斗志,禁止有打击士兵信心,动摇士兵意志的内容出现。士兵也不能利用信件散布军队的负面消息,如军队的艰苦生活,战事的失利情况等。(《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P571)

强制扩红甚至酿成了暴动,比如瑞金白鹭乡“二十余名模范队员举行反动暴动,捆去区委人员三个,杀伤一个”(黄道炫《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

……

尽管如此,1934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又下发通知,要求在“五六七三个月扩大红军五万的计划,红五月必须在指定的县区完成二万七千新战士,这是最低限度的计划。”同时以极其严厉的口气说:“扩大红军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十天的突击又再一次的证实了。敌人进攻更加紧张,反革命活动也更加厉害,在这次突击中,他们……不仅隐藏在机关中进行破坏,他们还埋伏在赤少队组织中窃占领导的地位,阻挠整批的动员,组织整批的开小差。他们的更新的方式就是极力破坏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更加提高阶级警觉性来对付各种各式的,埋伏的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1934年5月12日)

这样的通知根本没有给苏区群众和基层扩红干部留下任何余地,除了继续强制扩红,没有其他路可走。

过度征兵导致兵员素质下降,最终也使苏区丧失

扩红指标的高压导致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向红军输送了大量滥竽充数的士兵,许多地方不关心士兵质量,把许多老弱残废拉来凑数。如长胜黄石区在230个新士兵中,有64个是老弱病残;会昌县送到补充团的300人当中,有84人被淘汰;福建省在已集中的1000多名新战士中,只有670人合格;特别是兆征县,40个人当中只留下了7人。(《红色中华》第233期第1版,1934年9月13日)

开小差的士兵也越来越多,据1933年11月的统计:“一军团补充区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区的是一六六三人,到补充师的只有七二八人,路上跑了九三五人。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王稼蔷《为扩大红军二万五千人而斗争》,《斗争》第37期,1933年12月5日。)“长汀模范团因为是被欺骗加入工人师,到瑞金集中时只剩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开小差走了。”(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西江庄埠五一报名一O四名,逃到白区去三十余名。”(《争取决战面前扩红突击的胜利》,苏区中央局《斗争》第60期,1934年5月19日)

即便聚集到部队的士兵,也因为素质差,缺乏训练,常畏缩不前。这种状况可以从蒋介石1934年对部下的发言中看出来:“现在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土匪说:他们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蒋介石《主动的精义与方法》,《庐山训练集》,第198页)

最终,由于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由于作战人员素质不断变差,由于苏区政府的强制征兵导致其丧失了老百姓的支持,再加上国军的大力围剿,红军不得不放弃苏区,开始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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