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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February 18, 2013

最初的宪政梦:清末宪政尝试


1910年底,奉天城内民情激昂,直干云霄。东三省总督府前人群涌动,东北各界人士一万多人齐集于此,他们用中国最古老也最能表现诚意和期望的方式双膝跪地请求总督锡良向朝廷转呈速开国会的请愿书。不少人泣不成声,甚至白刃割股,以表决心。

就在不久前的11月初,朝廷已经晓谕各方,将原本9年的预备立宪期缩短为5年,并允诺于宣统五年,即1913年正式召开国会。北京长安街和正阳门外大街高挂灯笼,通宵达旦,灯上统一书写的“庆祝国会”大字仍然洋溢着喜庆。

改革的速度不可谓不快!然而,很多人已经等不及了,这个帝国也没能坚持到国会正式召开的那一天,一年之后革命之势已不可阻挡,清政府再也支撑不住那副傲慢而又病入膏肓的躯体了。

清末宪政运动是中国宪政史的开端。最初拼死抗拒,而后朝野上下进行了一连串的宪政“大跃进”,但和平的立宪运动又迅速被暴力革命取代,以致大厦彻底倾覆。清晰地了解那段四海翻腾的历史,对当今现实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立宪思潮

时代潮流,浩浩汤汤。清末以降,宪政似已成为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子不言而喻的公理与宗教,当时几乎被认为是解决“中国问题”之神圣法宝。“行宪”更是成为“天经地义”的事,并酿成“一股潜伏既久,应时而动,一发弗止之时代思潮”。

这股思潮的起始以郑观应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救国措施为标志。戊戌期间,立宪理念在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的变法蓝图中又多有体现。而这之间是甲午之战的惨痛失败。清政府花费巨资打造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震动京畿,最后委曲求全,割地赔款。

此战惨烈,但却未能使清政府统治者在制度革新上达成一致意见。譬如清末的学术大家、吏部主事叶德辉尚且讲道,“今人动言日本变法,骤至富强,不知日本幸遇我惜兵爱民之中国耳。向使以区区三岛,抗行于穷兵黩武之俄法间,吾知成败之数且有不可逆睹者矣。”意思是说,中国战败不过是由于我们惜兵爱民,倘若日本与穷兵黩武的俄国、法国相战的话,终究要失败。

但士人阶层的危机意识却被极大地刺激起来,他们认识到中国的失败不仅在于“技不如人”,更在于“政不如人”,仅仅是“君民一心”“上下相通”尚不能治除病根,需要以宪政为切口进行政体改革。

一介书生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说:“今欧日之强,皆以开国会行立宪之故。皇上翕受嘉谟,毅然断行,此中国之福也,生民之幸也。请即定立宪为国体,预订国会之期。”又批评当时的专制制度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熟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康又亲拟定改革方略和实行的步调,按后来的程序来看,这与清末成就的宪政主张又几乎完全一致。

维新变法,百日而卒,处处都体现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但它使宪政首次在中国有了一个朦胧的目标,而且大大开启了民智,加之内忧外患不断,满清政权风雨飘摇,这种趋势加重了社会要求宪政改革的各项要素。

瞬间的变化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朝中无人敢提“变法”二字。但1900年遭遇“庚子之变”之后,民情大为不同,朝廷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维新成为时髦名词,“人人欲避顽固之名”。

1901年10月2日,慈禧发布文告:“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

清末“新政”的序幕由此拉开,而“新政”内容与三年前的戊戌变法时并无太大不同。“新政”开始后,中央和地方也形成了上下呼应的改革力量,宪政化已经逐渐成为体制内开明派的改革思想主流。

1903年,康有为再次上书慈禧,他规劝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并进而描述说,“近者举国纷纷皆言变法,庚辛累诏,皆以采用西法为言。盖危弱既形,上下恐惧。虽昔者守旧之人,力翻新政者,今亦不得不变计矣。”意思是说,如今改革已是众望所归,考虑到国家的局势,连守旧派都不得不变革自己的主意了,那么太后您又当作何想呢?

政改的动力在积聚,越聚越隆。朝中敏睿之士意识到,光是枝枝节节的补救,不触及政治体制这一根本,改革就不会有实质性成效。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成为推动宪政改革的最后一根稻草。两个强盗在中国东北国土上大打出手,清政府却挂起了免战牌,表示“严守中立”。这场战争似乎与中国再无关系,但吊诡之处在于,它却剧烈地影响了满清政局。

作为旁观者的中国人在亲眼目睹了东瀛小国将老牌的沙俄帝国打翻在地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后,坚定地认为这是“宪政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东方杂志》撰文描述当时的情况,丝毫没有表示出因日俄之战发生在我国土之上而应有的悲哀愤怒,甚至欢呼说,“大哉日俄之战,岂非天意所以示其趋向,而启中国宪政之萌芽者乎?彼俄之见衄于日也,乃专制之败于立宪国也,是天犹未厌中国也。”

著名实业家、江苏名士张謇致书袁世凯时,说法更加激进,甚至希望袁世凯携兵进谏。他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无补救之益也。”

日俄战争令朝野上下要求实行宪政、加快政体改革的呼声联音成雷,迫使朝廷将宪政改革真正提上议事日程。而此时,距离康有为要求君主立宪改革的维新变法过了仅仅不到七年。

预备立宪

“行宪”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朝中改良派们也倾巢出动,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人在舆论的推动下向朝廷上书,请求实行立宪政体。就连驻外大使也纷纷奏请清政府仿效“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势力即使再不情愿,也是推无可推了。最高当权派之间虽然仍有分歧,但已经完全不是反对与赞成宪政目标的分野,而只是速行派与缓行派之别了。

很快,清政府踏出了第一步,设立“考察政治馆”,并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但并非所有人都属意君主立宪。1905年9月24日,五大臣在正阳门车站出发之时,遭遇炸弹袭击。后经查证,这是革命党人精心策划的暗杀活动。

之后参与刺杀载沣的革命派人士汪精卫对新政变革这样看:“如果变革失败,充分说明清政府的欺骗性;如果立宪成功,无非意味着汉人还要继续受到满人的压迫和统治。所以无论立宪成功与否作为汉人都应该竭力反对。”

“正阳门车站爆炸案”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却说明革命党对于暴力的坚持,改革进程的风险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不过另一方面,革命派的存在,也决定了清廷不能完全拒绝立宪派的要求。

此时革命并非主流,刺杀五大臣的恐怖活动没有得到舆论的支持和同情,相反,指责和诘难频繁见诸报端。在士民上下一心的鼓励中,炸弹最终没有动摇清廷对宪政尝试的决心。

考察团分东西两路,分别由戴鸿慈和载泽领队,一年后回国。感悟良多的载泽跪在西太后面前,恳切地陈述了一番肺腑之言:“立宪利于民,也利于国,却不利于官。故立宪之最大阻力,恐出自势要权贵。”

立宪势在必行了,然而,立宪改革却变成了预备立宪。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宣示预备立宪谕》,内称:“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至于何时开始行宪却以“民智未开”为理由,隐晦不言。

国会请愿运动

以政府文告的形式首次对宪政加以肯定,也即是对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否定,其里程碑式的意义是自不待言的。

在结社和言论自由宽松的条件下,民间社会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宪政公会、帝国宪政会、宪政预备会等一系列的政治社团相继成立,成为了晚清社会结构变动中一股活跃的力量。

1907年,清政府设立中央咨询机关资政院。第二年,各省咨议局也纷纷设立。这些机构的设立原本只为博采群言、消解民怨,并不具备完全的立法权,但它们却成为议院的初始演练场和货真价实的民意机构,中国最早一批民选议员在此诞生。

尤其是咨议局,非常强调自己对政府的制衡作用,就许多具体问题与督抚发生激烈的争执,还提出了诸多和民众福祉息息相关的议案,涉及纠举腐败官吏、发展实业、减轻民众负担、兴修水利、移风易俗和发展实业等各个方面。咨议局将自己放在和督抚平行的地位,以监督政府和促进民生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代为了“立宪”如此热情。柳亚子发表的《中国立宪问题》说:“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吁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

宪政的核心是对权力制衡,其中立法权的独立行使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宪政的实行离不开国会(议院)的设立,“国会乃立宪之真精神所在”。

1908年8月,清廷在民众的呼号下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份宪法纲领性文件明确宣布臣民有言论、出版、著作、集会、结社等自由,同时还正式公布了以九年为期的预备立宪方案。

规定了公布宪法的时间,却没有说明召开国会的时间,而这涉及到立宪的主动权掌握在谁手上的问题。“钦定”意味着国会的召开很可能在宪法颁布之后,也意味着国会根本没有参与制宪的机会。于是,立宪派掀起了一场要求“速开国会”的全国性国会请愿运动。

1910年1月20日,“咨议局请愿联合会”代表33人赴京,呈上请愿书,要求一年内召开国会。清廷以“国民知识不齐,遽开国会反致纷扰”为由,驳回请愿。被拒之后,请愿代表愈挫愈勇,又发动了第二、第三次请愿,参与阵容和声势愈发壮大。请愿运动如火如荼,来自各地的士农工商云集北京,构成了数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众请愿活动。这并非乞求统治者恩赐,而是基于宪法权利的斗争方式。

通过国会请愿运动,群众得到了广泛发动,三次签名请愿运动参与人数都达到数十万人。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清政府终于有所松动,将预备立宪期减为五年。

擦肩而过的宪政

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困难,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如何处理各种形式改革的轻重缓急的问题,对改革者来说比对革命者要尖锐得多。”只知玩弄权术、擅操宫廷政变的慈禧太后对改革的驾驭能力是不够的,而她的继任者摄政王载沣更加难堪大任。

国会请愿运动逐渐平息之后,1911年3月,载沣的皇族内阁出笼,一时舆论大哗,清廷对宪政的诚意遭到普遍的质疑。此后的铁路收归国有政策,更是一场引火烧身的错误决定,直接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清廷危在旦夕之际,摄政王载沣以宣统皇帝的名义急忙下罪己诏,并连发数道上谕:宣布取消“皇族内阁”,召开国会,赦免政治犯,并速立宪法。资政院仅用三天就起草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1911年11月3日,摄政王正式公布《十九信条》,并宣布立即施行,以图挽救局势。

然而一切已经晚了,历史不愿意再给清廷多一点点时间。革命代替了改良,暴力代替了和平,中国走上了另一条更为艰难曲折也更为暴戾惨烈的道路。

民主共和比起君主立宪来,作为现代政治的目标,当然更加先进。但暴力推翻旧政权的手段并非创新,这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发生无数次了。革命不能代替宪政,因为宪政并非仅仅针对皇帝,而是针对一切当权者。无论当权者是什么人,以何种名义掌权,其手中的权力都应受宪法和法律的限制。这才是宪政的核心和真正意涵。

中国人最初的宪政梦已经湮灭在历史洪流之中,错过了那一段历史机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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