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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November 6, 2012

金雁 秦晖:真实的马克思主义 06


“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

尽管主要由于列宁的坚持,“专政”的提法最后还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中保留下来,但他那种由于多数人落后所以需要少数先进者实行“专政”的想法并未写进《纲领》,显然也不为许多人接受。当时列宁在修改意见中声称:如果农民不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那么“我们在‘专政’的情况下就会对你说:在应当使用权力的时候用不着讲废话⋯⋯”,曾与马克思通信的老资格革命家维拉·查苏利奇当即在页边批驳曰:“对千百万人民!你试试看!”

显然,列宁的观点实际是把马克思的“专政”变成了特卡乔夫的“专制”。民粹派是主张“人民专制”的,但他们并不赞成“恐农症”。而许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乃至卢那察尔斯基那样的“温和布尔什维克” —— 认同“ 农民落后论”,但却不同意特卡乔夫理论,不支持用“专政”来对付哪怕是“落后”的多数。只有列宁是既有“恐农症”又热衷于“专政”。

当然,直接说少数人要对多数人“专政”并不好听也不利于“逆向”创造社会主义的前提,所以列宁一般不那么说,他在公开场合说得多的还是“民主”,讲“专政”时也常说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是不信任“多数”,准备用“专政”对付“民主”的想法他是一直就有的。他在野时为了宣传和争取人心经常指责他人拖延立宪会议妨碍民主,执政后也不能说他不希望在立宪会议的民主选举中取胜,但一旦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发动“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这是他后来对苏联内战的定义)是毫不手软的。

1917年后列宁多次说“民主”与“专政”、哪怕是“一人专政”可以统一:“苏维埃——即社会主义民主——和一人行使专政权力之间不可能存在本质的矛盾”。而到了内战时期,他便公开强调“专政”与“民主”的对立。1919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就叫《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此后这对对立概念便频繁、广泛地出现在苏俄公共生活中。有趣的是:尽管官方理论总说“民主”与“专政”是一回事(“资产阶级民主”等于“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等于“无产阶级民主”),但是文献中只出现“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举,而几乎没有见过“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对举。流风所及,这时往往连两个词组前面的“阶级”定语都省去,而直接强调“民主”坏、“ 专政” 好:1918年,布尔什维克发表《在俄国专政时期的任务的提纲》; 托洛茨基声称“ 民主机构的笨重机制” 不适合革命的需要;1920年, 列宁声称“ 过渡时期, 即专政时期, 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 同年列宁还发表了重头文章曰《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而这一时期“民主反革命”、“立宪反革命”的说法广见于报刊,并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专政”就是“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两者的对立乃至于斯!

“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

列宁讲的“专政”并非马克思设想的以暴抗暴,而是“先进少数”强迫“落后多数”的民粹派“人民专制”传统之发展。这在前述俄国社会民主党初建时的纲领之争中已经滥觞。而到1917年以后更是明白不过了。

在内战中列宁强调“民主反革命”的威胁。而内战行将结束时他又指出,苏维埃政权还面临着一个比任何数量的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和他们的军队加在一起都更加危险得多、也比外国资本和官僚制度更危险的敌人,那就是农民或“小资产阶级”。农民之所以“最危险”,并非因为他们是意识形态所说的“剥削者”,不,他们完全可能是“被剥削劳动群众”,但是他们愚昧、不听话而且人又多,因此就得这么办:“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

然而那“10个工人”是不是就那么可靠?未必。正是在内战末期,列宁多次、突出强调了如下观点:由于战时工业衰退,工人不得不在厂外谋生,成了“一个从事投机倒把的无产阶级”,因此俄国无产阶级已经“丧失阶级特性”。这个说法显然给反对派抓住了把柄:“他们说无产阶级既然丧失了阶级特性,就应当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然而根据那种英雄驾驭群氓的“人民专制”逻辑,这种反问难不倒列宁:“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只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党所能联合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于是情况变成:60个农民“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10个工人又“无条件服从”两三个“本阶级的少数”精英,而根据同样的逻辑,这两三个“少数”最后还必须“无条件服从”一个人——列宁说的很清楚:“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

1920年代的苏联曾特别流行以所谓“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组织劳动、用“阶级斗争”和“专政”手段对付“落后工人”的说法。苏俄理论家布哈林在他那本极有影响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就专列一章曰“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他指出,“专政”决不仅仅意味着对“阶级敌人”的强制:“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所以,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而代之。这种“专政下的生产管理体系”,可以是有偿的“劳动军”,也可以是无偿的“义务星期六”,但都以军事化的强制为基础。在另一章中,布哈林还驳斥了那种认为布尔什维克将增加罢工自由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谣言”,他说:“在实行劳动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而列宁的说法更有过之无不及。他称工人罢工是“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即使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工厂(按:这两家工厂是著名的“红色堡垒”,“十月革命”时工人赤卫队的发源地)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据说这些人视国家为雇主,按照革命前工人的“习惯”,“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要反对”这些“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吗?无怪乎读到这类话的人说:列宁实际上是“以劳苦大众的名义对劳苦大众使用暴力”。

显然,抛开那些意识形态的和云山雾罩的繁琐论证,列宁的逻辑其实简单明了:在俄罗斯,“人民不爱,党爱”的事很多,所以要“专政”。我们是少数,不能得到、或者说不能保证得到多数票,因此民主对我们构成危险,我们需要“专政”。对手搞暴力我们当然要“专政”之,对手搞和平民主我们同样要“专政”之。而我们是“先进”的,多数人是落后的,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对他们实行“专政”。在1920年的一次未发表的谈话中,列宁把这个逻辑讲得很清楚:

“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因为俄国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只是(俄国人中的)少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其他的社会成分还没有服从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经济条件,这一专政就将延续下去。”

“农民从心理上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首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就在他们当中找到了拥护者。⋯⋯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服从我们,或者我们将认为,你们是在宣布要跟我们打一场国内战争,那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将以国内战争作为回报。”

“过渡时期,即专政时期,不瞒你们说,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可能要有四五十年的时间。”这些话不是对此后几十年历史的生动概括吗?(待续)

秦晖夫妇简介: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金雁,中央编辑局研究院东欧处处长,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杂志第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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