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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February 6, 2012

ZZ:其实,马克思就在楼上 2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工人阶级运动的精神领袖,马克思一生无所畏惧。1865年,在给女儿小燕妮和劳拉所写的《自白》里,马克思曾豪情万丈地表示: 对幸福的理解,就是斗争。如此看来,这世界上,还真没有让马克思害怕的东西。话虽这样说,可马克思毕竟是人,不是神仙。既然是人,就会有叫马克思心惊肉跳 的事---那就是债主上门讨债。

1849年,马克思全家流亡到了伦敦。此时的马克思不仅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而且他的夫人燕妮即将为他生育的第四个孩子。刚到伦敦时,靠着夫人燕妮母亲的资 助,全家人住在切尔西市区安德森大街。这是全城的时髦地段,紧邻国王路,租金昂贵。住在这样的地段,马克思和家人自然心情舒畅,可住了不到半年,就无法再 住下去了。原因很简单,没钱付房租。

屋漏偏逢连阴雨,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刚刚出生的小福克斯,患上重病,经常剧烈抽风,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没钱雇奶妈,体弱多病的燕妮只好拖累着羸弱 的身躯,自己给孩子喂奶。燕妮在给朋友魏德迈的信中曾痛苦地写到:由于病痛,孩子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开了口子,鲜血常常流进孩子抖动的小嘴 里。

没钱交房租,房东叫来了法警,把马克思一家的全部家当,衣物、床铺、甚至是孩子的摇篮和玩具全部查封。并告知,如果两个小时后,仍还不上房钱,就将查封的 东西全都拉走。尽管,马克思有剥夺剥夺者,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勇气和打算,可远水解不了近渴。花钱租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饶是马克思英雄,可一 分钱难倒英雄汉。焦头烂额的马克思,只得顶风冒雨,连夜四处寻找便宜的住处。可房主一听他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意出租。

听说马克思的财产被查封了,面包铺、肉铺、牛奶铺。药房的老板全都赶来了,生怕马克思欠的债黄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查封的床和值钱的东西,装上小车,拉 起就走。按当时英国的法律,天黑以后,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又把警察叫来了,说马克思一家欠债不还,还要逃跑到国外去。谁说英国人绅士,不好起 哄,纯粹胡扯。就在马克思一家与房东、债主为如何分摊债务吵成一锅粥时,不到5分钟,家门口就聚集了不下2、300个看热闹的人,比手划脚,指指点点,连 奚落带挖苦。仅仅欠了5英镑的房租,竟遭到如此羞辱,出身名门闺秀的燕妮,那里见过这个阵势。要命的是,此刻,丈夫不在身边,身旁的孩子又怕又冷,瑟瑟发 抖,低声哭泣。面对盛气凌人的女房东和咄咄逼人的债主,燕妮羞愧难当,心力憔悴。气得这位高贵文雅的夫人骂道: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

好说歹说,房东和债主们总算答应再延缓一个晚上。当夜,全家都睡在地板上。天亮后,马克思卖掉了一切家当,还清了所有债务,搬到了房租便宜的第恩街64号(见威廉.麦克莱伦《马克思传》235页)。这仅是马克思贫困生活中的一个插曲。

用老马自己的话说,他一生中打交道最多的一是当铺,二是债主。为了生计,他不仅将燕妮陪嫁的首饰、银器餐具给当掉到了,甚至连自己的外衣。裤子也当掉了。 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他自我解嘲地调侃道:一个星期以来,我已经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36页)最后,甭说是不知肉味,连吃面包和土豆都成了问题。

家里该当的东西都当了,剩下的出路只有借钱和赊账了。尽管马克思抨击资本主义如何罪恶,但作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它的信用机制还是解救了马克 思,否则老马还真是活不下去了。用燕妮的话说,从某些庸人那里借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痛快的事情;不过,为了不致饿死,这是必要的。这也难怪, 让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小姐,张着手,向朋友借几先令和便士,无异于乞讨,有失颜面。

威廉.麦克莱伦曾说,如果阅读马克思的信件,会有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家庭困难主要归因于他们生活在最为贫困潦倒的境地之中。然而,对马克思的收入认真考察 会给人以这样一种强烈印象,即他的困难与其说来自真正的贫穷,倒不如说是希望保住面子,并且不会节用资金。这话听起来不近人情,可要从马克思一生的经历来 看,麦克莱伦这番话,倒也没冤枉老马。

马克思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过着富足、舒适的生活。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名律师,在特里尔城担任律师协会主席,而且是当地高级诉讼法庭法律顾问,在 市民中享有受人尊敬的地位。马克思出生的地方是一幢建筑相当好的三层楼房。不久,他父亲买下了另一处房产,不仅有10间房,而且庭院中还有一套别墅。家中 有两个女仆,在城市边缘还有一个葡萄园。

据最近的媒体报道,这套房现在是用于眼镜店和助听器店。100多年前,当地的马尔家族从马克思家人手中将这套房产买下。按照目前市场行情,这房产可以卖到100万欧元左右,将近1000万人民币。

在这样优越的生活条件下,马克思自然年少气盛。在中学期间,马克思的同学大部分出身中下层,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马克思很瞧不起这些人,经常写讽刺诗 文嘲笑他们,并轻蔑地说这些人是农村来的笨人。自然,这些家境贫寒的穷孩子,也没有成为马克思的朋友。17岁时,马克思被送到波恩大学就读法律。远离父 母,独立生活,用威廉.麦克莱伦的话说,马克思花钱一直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大手大脚,不善理财。这个毛病,伴随了马克思终生。在校期间,马克思参加了同 乡会,把钱都花在了喝酒和各种交际方面。曾经因为醉酒吵闹,扰乱安宁被监禁。在与其他学生的决斗中,老马的左眼上部还受了伤,并被控有携带违禁武器,险些 再遭惩处。

为此,老马克思气儿不打一处来。他不愧是律师,在给儿子的回信中,充分发挥了律师的辩才,连讽刺带挖苦:你小子不好好学习,整天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蹰 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却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在花钱 上就好像我们是阔佬,一年之内殿下已经快花光了700塔勒,既不合理也不通情。最富人家的子弟也不过花500塔勒。为什么?

也怪不得老马克思火冒三丈,按照当时的生活标准,普通人家一年只花180塔勒到200塔勒就够了,即使柏林市议员的年俸也不过800塔勒。马克思只不过是 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这样的开销,自然被父亲视为是那个为了获取种种快乐而与恶魔交往,出卖灵魂,堕入地狱的浮士德式的浪荡鬼。

大学没读完,马克思又谈上恋爱。对象是特里尔市的枢密顾问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燕妮出身名门,父亲和哥哥都是普鲁 士的高官,典型的资产阶级上层家庭。老马克思担心儿子过早恋爱,难成大器,质问道:你和你所爱的人神志清爽的果实能成熟吗?不管怎样,马克思与燕妮的结 合,对马克思来说绝对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尽管马克思曾有愧于燕妮对他的忠贞。

一位是中产阶级出身的少爷,一位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小姐,在成为革命职业家之后,仍然按照过去的方式生活,面临的困窘可想而知。其实,按照马克思当时的 收入,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馈赠,老马不至于闹到一贫如洗的地步。就在搬到第恩街64号的第二年,马克思一年至少有150英镑的进帐。在当时,150英镑 对一个五口之家的中层偏低的家庭来说是足够用了。老马的朋友弗莱里格拉特的家境与马克思相似,他一年收入不足200英镑,还经常自夸,说自己从来没有缺少 过美味的牛排。

马克思和燕妮的出身决定了他们都是讲究生活品味和质量的,同时,过去的家境与地位也使得他们不得不顾及颜面。他们喜欢让别人觉得他们在伦敦过的很舒适惬 意。马克思的母亲去世后,有一笔遗产要由老马在荷兰的舅舅给他,为了撑面子,马克思回信欺骗他舅舅,说自己并不着急要这笔钱,因为自己刚刚在伦敦股票市场 赚了400英镑。

马克思有一位战友,名叫奥古斯特.维利希,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盟员。此人出身显赫,是霍亨索伦王室后裔,普鲁士军官。1849年巴登起义中,恩格斯曾做过他 的副官。他一到英国就来看老马,可马克思却毫不领情。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伤了马克思的自尊心。那天一清早,维利希身着华丽服装,登门拜访,打了老马一个 措手不及,老马家中的窘迫自然尽收眼底。好面子的马克思自然不高兴。甚至燕妮也无端地怀疑,维利希打扮得这么漂亮,是不是要勾引我?

为了顾及面子,马克思要子女接受上流社会所需的一切教育,补习法语、意大利语、请私人老师教授绘画、租借钢琴,学习音乐,并且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这一切,使得马克思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

1854年,燕妮要回特里尔探亲。出嫁的姑娘回娘家,当然不能太寒酸。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因为妻子自然不能破破烂烂地去特里尔,她又需要一些新的装 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376页)为了让燕妮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地回娘家省亲,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马克思花了不少钱。可这样一来,面包 房、肉铺的债主们不干了。合着,您有钱置办行头,没钱还债。您光顾着捣饬您老婆了,她倒是漂亮了,可您欠的饭钱和肉钱,我们向谁要去!面对债主的吵吵闹 闹,马克思一点辄也没有,特沮丧,只好对恩格斯嘟囔: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8卷,28页)

对于贫困,马克思十分无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喟然长叹:老实说,我宁可切掉我的大拇指,也不愿意给你写这封信。每一想到半生过着依赖别人的生活,简直 心灰意冷、并自我解嘲地说:我希望并深信,一年以后我能赢得一个像样的生活,根本改善我的经济状况,并终于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 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338页,441页)

作为革命者,马克思极端蔑视资本主义制度,他痛恨这个社会,他咬牙切齿地发誓: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9 卷,551页),公开宣称要用暴力推翻这个制度。但作为人来说,马克思又希望自己在这个制度下能够过上体面而高贵的生活(honorable and noble life)。用老马话说,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是不适宜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1卷,135页)。可在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需要钱才 能维持,而这恰恰是有钱的资产者才可以享受到的待遇。老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他痛恨、指责、批判、声讨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号召无产者联合起 来,一块儿造反、革命。一方面,他又希望在现实中,自己和家人最好能过上与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一样的生活。

可他也不好好琢磨琢磨,你都跟整个社会宣战了,跟你所赖以生存的国家制度都誓不两立了,准备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人家还能给你好日子吗?

要说起来,英国的这种民主制度,对马克思还算宽容。老马是德国人,可自己的祖国容不下自己的儿子;没办法,跑到巴黎,可法国内政部下了驱逐令;老马又到了 布鲁塞尔,比利时政府也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准他停留;老马回到科伦,可还是被普鲁士政府轰出了国境,最后只得流亡到伦敦。马克思前脚刚到,普鲁士 政府后脚就赶过来了,不依不饶,一直追到大不列颠,告诉大英帝国的内务大臣,马克思是一伙宣扬暴动弑君,鼓吹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不逞之徒,万万 不可收留,以免养虎为患。还得说人家大英帝国的官员有绅士风度,优雅地回答道:依照我们的法律,只要与英国女王无关,只要没有制定明确的计划,仅仅对弑君 的讨论并不足以构成逮捕这些策划者的理由。于是,马克思全家便在伦敦落下脚来。马克思去世前9年,曾要求加入英国国籍,但未获批准。他死后也没有被安葬自 己的祖国,而是长眠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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